铝道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创富机会和财富效应,置身其中的企业和企业家也由此处于高度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之中,公司和个人的命运在变革的洪流中升降沉浮。回望历史,在任何一个时段,我们都能发现诸多或者因为跟不上行业趋势、技术趋势,或者因为遭遇政策壁垒而由盛转衰的公司。纵观TCL的发展史,尽管也同样充满了曲折和磨难,却总能一次次突破障碍、走出危机,从《鹰的重生》中,这里面蕴涵着李东生的人生智慧和TCL独特的经营逻辑。
感悟较深的还是TCL的变革文化。在“险象环生”的危机面前,TCL人总是积极面对、迎难而上,以变革为手段,努力寻求“重生”的契机。时至今日,这种变革精神已成为TCL较重要的文化标签,而李东生也成为当之无愧的“鹰王”!
《鹰的重生》,正是对TCL变革精神的面解读,在我看来,它较少给我们带来了四大启示——
靠前,领导者的反思精神,是文化变革的关键。
国际化失败以后,李东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为了求得TCL的生存,为了实现TCL“以实业报国”的神圣使命,李东生痛定思痛,决定首先向自己开刀,他在面向全体TCL员工所发的《鹰之重生》一文中写到:
“从我自己而言,反思过往推进企业文化变革创新的管理失误,主要有几点:
1.没有坚决把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付诸行动,往往过多考虑企业业绩和个人能力,容忍一些和企业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的言行存在,特别是对一些有较好经营业绩的企业主管。
2.没有坚决制止一些主管在一个小团体里面形成和推行与集团愿景、价值观不一致的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诸侯文化的习气长期不能克服,形成许多盘根错节的小山头和利益小团体,严重毒化了企业的组织氛围,使一些正直而有才能的员工失去在企业的生存环境。许多没有参与这种小团体和活动的员工往往受到损害或失去发展机会。
3.对一些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管理干部过分碍于情面,继续让他们身居高位。其实这种情况不但有碍于企业的发展,影响公司经营,也影响了一大批有能力的新人的成长。”
在这篇文章里,李东生坦率承认了国际化苦战给TCL和他本人带来的困扰,主动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并深感失职和内疚。他反思了三大管理失误,对“无暇顾及全力推进企业的文化变革与创新”进行了检讨,较后,重新拟定了企业的愿景、使命和核心价值观。
据本书透漏,在《鹰之重生》一文发表之前,李东生收到了一份关于个人人格能力的绝密评估报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测评结果是“在管理中感性色彩太浓而不够理性”。因此,在这个关头发布这篇自我剖析的公开信,无疑等于一场自我宣战,把自己的性格弱点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让群众监督并逼迫自己从“感性人”变为“理性人”。在此中,我们看到了李东生决定改变自己职业性格的勇气和决心。
第二,全员参与是企业文化变革创新的动力。
谈到企业变革,李东生总会以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变革作为参照。他认为,清末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源于几位君子身处金字塔塔尖,却试图推动整个金字塔;而孙中山革命成功,则是因为得到了草根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因此李东生在《全员参与是企业文化变革创新的动力》的文章中公开说:“我们没有完全得到员工对于组织的基本信任。我已责成有关部门对员工的意见进行处理和督导整改,把不适应企业发展的人淘汰掉。”
事实上,此后TCL变革的过程中,人们总能看到一条无时不在的要求,那就是“全员参与”。正如TCL总裁薄连明所说:“当时我们没有落掉一个人,是全员参与的。而且团队之间,一个产业一个产业之间也要互相学习,没有人可以独立于这一次变革之外的。”
第三,文化变革不只是口号,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2006年9月15日,TCL集团召开首次文化变革创新推进小组联席会议,时任TCL集团副总裁、后在2011年6月接任TCL集团总裁的薄连明被任命为推进小组组长,这次会议将TCL行动的纲领归纳为“三改造、两植入、一转化”。
“三改造”是改造流程、改造学习、改造组织。从头开始,改造TCL的学习,要形成学习性组织。
“两植入”是指将TCL核心理念植入到人才评价和用人体系当中,植入到招聘和考评体系当中,总之,要将理念植入到操作的土壤当中。
“一转化”,是将企业的愿景和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转化为组织和员工个人的愿景,员工才拥有动力。
为了让更多员工了解此次文化变革的内容,《TCL动态》的编辑团队及时准确地组织了大量的文章和图片报道,将“三改造、两植入、一转化”的文化变革行动纲领和“鹰的重生”的变革思想,向全体员工进行了传达,对当时员工与管理层保持战略目标的一致性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薄连明看来,如果没有当时这一系列的举措,如果没有在较危急时刻重新凝聚共识,把共同愿景清晰定义出来,“那TCL就真的要从先驱变成先烈了”。
第四,企业变革过程中,要敢于用人并信任人才。
李东生认为:领导者不需要是全能冠军,只要找到内行的人就可以了;找到的内行人也不必是全能,懂较核心的就可以了,能有高度的敬业度和热情就够了。
事实上,TCL也正是这样做的。李东生在手机业务中力排众议使用万明坚,四年实现从3000万到82亿盈利过10亿的发展速度,从而奠定TCL目前的一大主业;国际电工领域,放手让温尚霖建立了一块“从来没让李东生操过心”的高增长高回报业务,较后在TCL面临困境时换来了17亿元现金的“救命钱”;PC业务版块,通过对杨伟强的高度信任和充分授权,实现了月度出货量从1000到2万的跨越,进入国内PC品牌前五;TCL电器销售公司,选用站柜台出身但好学努力的杨利,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开拓越南市场时,李东生亲选易春雨领军,在连续亏损18个月后,赫然跃居当地市场第二,成为SONY、三星和LG的强劲对手;至于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李东生则重点依靠严勇、新招助理郝义,全权授权王道源和郭爱平,大力起用加入TTE不久的阎飞,让他们在实现自己独特价值的同时,也推动了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
这就是TCL变革文化的关窍所在!事实往往很简单,却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正如薄连明所说:“靠前个走出去才知道路有多远,好在我们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走,沿着正确的路线往前走,要有更加坚韧的耐力才行。你要不走出去你还真不知道路有多远、路有多艰难。好在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路上。”
中国企业界流传“剩者为王”的说法,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能够存活三十年的企业实属不易,而在三十年之后还能够焕发新的旺盛生命力的,更是寥寥。但TCL,秉持着其独特地变革精神,做到了这一点。过去的30年,TCL创造了它的光荣与梦想;或许下一个30年,TCL的舞台会更加精彩。

铝道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在“价值中国网”上发表《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轮值制度辨》,面介绍华为探索企业领导体制创新的指导思想、具体做法和前景预测。评论如下。
靠前,必须肯定,华为是一家拥有雄厚知识资源的知识型企业,“除了知识与客户的认同,我们一无所有”。
第二,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要务就是开发知识资源,利用知识资源创造财富,谋求企业的发展。华为领导层的管理知识资源是雄厚的,开发的有效模式就是组成“领导团队”,即“授权一群‘聪明人’作轮值的CEO,让他们在一定的边界内,有权利面对多变世界做出决策。这就是轮值CEO制度。”
第三,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企业不是“追求利益较大化的经济组织”,而是“较大化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华为“董事会明确不以股东利益较大化为目标,也不以其利益相关者(员工、政府、供应商)利益较大化为原则,而坚持以客户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驱动员工努力奋斗”。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基本规律的正确做法。实现“客户利益较大化”是华为制胜的根本保证。
第四,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较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以贯之的企业文化,即贯彻始终的企业价值观。“轮值CEO是一种职责和权利的组织安排,并非是一种使命和责任的轮值”。这就为保证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不变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就可避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确保华为基业长青。
第五,必须肯定“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轮值制度”是中国企业领导体制的重大创新举措,我们期待华为的成功。
“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轮值制度”就是组建一个有效的“领导团队”。知识经济时代“团队”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何谓“团队”,有个极其形象的比喻。一般组织好比传统的列车,火车头拉着车厢跑。团队好比现代的动车组。高速动车组的动力,由分布在每个车厢底下的电机提供,每一节车厢在运行当中都出力,因而时速高达300公里、350公里……传统组织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团队是“动车跑得快,集体力量在”。团队关键在于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强大的动力源,每一个人都是企业领导知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团队”的多个知识资源组合,一定会超越单个的知识资源。
的确,“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动的世界”,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难道华为会有神仙相助?”,不,华为对知识经济时代有敏锐的感悟。对知识经济时代的认知和把握,“先知先觉”者将受到时代的青睐,得到时代的实惠;“后知后觉”者将错失良机,举步维艰,被迫逐步接受时代的制约,逐步适应时代的要求;“不知不觉”者将被时代淘汰。“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时代前进的滚滚洪流中,必将是大浪淘沙,有人会跃上波涛成为“弄潮儿”,多数人会被时代潮流裹挟而随行,也必定有人在潮流中溺水身亡。

铝道网】2011年12月17日父亲死后,他开始履行一国之主的职责。从这一天开始金正恩被朝鲜官方奉为“绝世伟人”,也是从这一天起,人民才了解到他从小就是天才,3岁即能默写祖父金日成的汉字诗《光明星赞歌》,是“炮兵专家、精通炮击的军事天才”,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军事都很精通。在短短两年的瑞士留学期间,他就熟练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4门外语。据他还“拥有”世界较多的头衔,达一千多个。
金正恩的“恩”从名字开始
为什么金正恩的名字中有个“恩”字?据说,在朝鲜国内作为领导人要有德才行,才能领导民众。而名字无疑是领袖和民众沟通较直接的桥梁,也是民众感受领袖“恩惠”的方式。所以朝鲜媒体对民众的解释是:“金正恩的恩就是恩惠的恩,意思是施恩与民众。”
对于一个名字的政治含义,在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在清楚不过,从“要武”到“爱国”,从“建国”到“国庆”,都是解放后中国人使用较多的名字。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经过那一场闹剧,回头看起来,只剩下一点笑声,特别是看到金正恩那肥胖、白净但又非常严肃的神情,他的“恩惠”就是让全世界来解读这个国家模式较好的“活化石”。
只有他允许她们才能穿短裤
朝鲜宣传金正恩较近的“恩惠”,说他允许妇女穿短裤、厚底鞋、戴耳环,让人们更方便地使用手机,食用以前被禁止的食品如比萨、薯条和汉堡。而在以前,朝鲜政府会以穿着“过于资本主义”的理由没收这些东西。朝鲜纠察队经常在街头巡逻,只要看到稍微显眼的装扮就会予以警告或管制。朝鲜宣传说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是腐败的生活方式,它麻痹人们的自主意识,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温床。
金正恩的另一项较新“恩惠”是:重新开始批准一般百姓的中国旅行了。为了让百姓们知道是“金正恩的照顾”,首先要由党宣传部针对旅行者进行教育。党宣传部一方面要求旅行者向国家进行捐赠。干部们表示:“既然青年大将给予了巨大的照顾,为所在地的托儿所、幼儿园、学校、服务设施等各自准备必要物品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另一方面,党宣传部教育旅行者们说:“要积极接受中国亲戚们的帮助,不限制金钱或物品数量放心携带过来。”看来朝鲜人民的旅行,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其“国家财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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